读书笔记-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第一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1990.12)

  1. 问题提出: 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原因是什么?
  2. 对话对象:作者在本文中提出了三个竞争型假说
    (1)假说1:坏天气的假说
    (2)假说2:合作社运动期间中央和地方的错误政策以及公社内的不良管理。批驳方法:中央及时纠正了政策的错误,但是农业生产率并未得到及时缓解
    (3)假说3:合作社规模过大导致的激励缺乏所致。批驳方法:1962年后核算单位下放致20~30户的生产小队,但农业生产率仍低
  3. 中心论点: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自由退社权被剥夺引起的激励失效
  4. 论据:数据、政策事件
  5. 论证:数据论证、道理论证、事实论证
  6. 继承与发展:
    (1)如何推翻一个假说:如对于假说1“坏天气引起了农业危机”,①可以考究坏天气对农业危机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如成灾面积是多少。②若气候条件时主要原因,那么当气候条件恢复正常以后,农业生产是否迅速恢复正常了呢?③作者认为“自由退社权被剥夺”是农业危机的主要因素,故而考察强制合作化前9年和后26年间农地的受灾面积,发现前九年受灾面积从未超过10%,而后26年有15年超过10%,前后的对比更能说明问题,坏天气也有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但这个可能性很小。林毅夫这种证明和证伪的思路很值得学习。
    (2)我发现作者是基于1952~1958年间农业生产率整体较高,1958~1978年间整体农业生产率较低的事实提出相应的问题和假说,所以作者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解释1959~1961的农业危机,也是对1959~1978年间持续走低的农业生产率的一个解释
    (3)之前读这篇文章的时,不自觉把文章看做“中国1959~1961年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会考虑浮夸风、税收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但是如果仅仅研究农业为什么出现生产效率下降的事实,我觉得林毅夫提供了一个教有说服力的竞争性假说。

第二篇: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1988.4)

  1. 问题提出:目前理论尚未为从合作社到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提供理论层面的解释,即影响我国1978年后从从合作社到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对话对象:Benjamin等人研究中认为一个合作农场中对努力劳动的激励可能要大于私人农场(认为文献选取存在选择性偏误,Benjamin认为的“合作农场”绝不是我国计划时期人民公社制的农场)
    CPL:隐含着监督成本为0的假设
  3. 中心论点:作者通过理论模型的解析提出,生产队中对劳动的激励是监督程度的函数,而监督程度又受到监督难易程度(如生产活动的分散性、生产周期、生产规模等)的影响,故而生产规模越大,生产周期越长,生产活动越分散,监督难度越大,监督越困难,故而对劳动的激励程度越低,以此解释生产队激励的不足及向家庭责任制的变迁
  4. 分论点:
    (1)分论点1:一个地区采用家庭责任制的速度,是该地区转向新制度的所得和成本的函数
    验证:合作社的规模越大、种植谷物/畜牧比例越大,转换越容易发生
    (2)分论点2: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变迁,主要来自努力供给的增加,包括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
    (3)分论点3: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变迁,对农业生产具有正效应,对家庭副业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5. 论据:数据
  6. 论证:理论论证、模型论证和道理论证
  7. 继承与发展:
    (1)首先,为生产队形式中的激励无效提供了经济学的解释。用监督的程度来确定劳动得到回报和认可的程度,当监督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农民的努力程度得到管理人员的认可,从而获得相应的回报,但是当监督程度比较低,不仅努力付出的农民得不到认可,偷懒耍滑的农民也不会被惩罚,故而出现了激励上的差别,故而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
    (2)第二,文章以此解释工业生产的监督和激励要高于农业,因为工业更集中、周期更短等,此点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有共通之处;后以此类比家庭副业的生产要高于农业,感觉略有牵强,家庭副业的生产是为了维持农民的温饱和生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3)第三,从经济学逻辑来讲或许此文可以行得通,但是若考虑政治和社会的因素,此文简化了很多的内容。首先最不可以说明的便是为什么从生产队体制到家庭责任制的转变是在1978,而不是在之前?因为1978才有了政策环境的松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农民有家户制传统,有多元理性,所以为家庭工作和为生产队工作是两码事。
    (4)第四,假设1验证的时候,所使用的数据是农业与畜牧业之比,但是前文并未说明畜牧业的监管难度小于农业

第三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1992)

  1. 观察到的现象:1978~1984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但1985年后农业增速放缓
  2. 问题提出:1978~198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家庭责任制的推行、政府的农业政策以及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对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共享率是多少?
  3. 对话对象:如MaMilian、文贯中等人认为家庭责任制的推行是产出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但是存在严重的缺陷
  4. 中心论点:制度改革和国家农业政策的发展是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增长的根本原因
  5. 分论点:
    (1)分论点1:从生产队体制到家庭责任制的转变是1978~1984年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2)分论点2:国家农业管控政策的放松,如从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的转变也促进农业增长
    (3)分论点3:国家牌价和市场价格通过农业投入、作物密集度和作物类型来影响农业产出水平,国家牌价和市场价格的提高促进农业产出的增长
  6. 论据:中国28个省份1970~1987年的省级资料
  7. 论证:数据论证
  8. 继承与发展:
    (1)读完这篇文章,最核心的想法是:制度创新、不同产业、不同技术进步等变革所蕴含的增长潜能都是一定的,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其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若找不到新的创新模式和增长来源点,经济增长便会放缓,会趋于停滞。目前相关理论有很多,《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区分了“高级有机经济(农业)”和“矿物能源经济(工业)”两种发展阶段,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其蕴含的经济增长潜能都有一个天花板。熊彼特区分了五种创新的来源来研究企业的持续增长:①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一个新市场;④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⑤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当企业的新产品占领了足够的市场,或者新原料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等等,企业的发展也会停滞。类似的理论还有很多。所以林毅夫在文中提出“1984年农业增长率出现下降是因为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所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1984年后已经释放完了”,我是非常赞同这种说法的。而且不仅仅是家庭责任制的突发效应逐渐释放完了,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农业的增长潜能也逐渐释放完了,农村增长需要新的增长点,需要工业的发展,需要三产融合,也需要吃租经济。
    (2)我的一个想法是:后发有后发的优势,中国奇迹并非不可复制。后发优势体现可以借鉴别人经验,可以选择经济增长的模式,可以利用他国现成的技术和知识。比如现在非洲的一个国家如果要办一个工厂,他不需要一个人生产一个产品,他知道他可以进口机械,可以采用福特流水线的生产,还要申请保护专利等等,这些在当下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实和存在在其诞生之初都足以引发一次经济的飙升。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中国一个国家的功劳,而是借鉴了整个人类的智慧,中国只是选择了合适的制度设计来为这所有的增长潜能提供一个爆发的途径,这才有了中国奇迹,所以后发有后发的优势,中国奇迹并非不可复制。
    (3)之前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对其中的政治决定论不屑一顾,如今开来,社会是个复杂的巨系统,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得到这个巨系统不同层面、不同部分的发力,经济的增长潜能才得以释放出来。

第四篇:中国改革后决定农场投资与农民住房建设的因素

  1. 问题目标:检验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农地规模极小和信贷不足是否妨碍了农场投资和农民住房建设
  2. 对话对象:不明显
  3. 分论点:
    (1)分论点1:尽管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缺乏安全感,且对现行土地分配的方式的可能变动感到担忧,但在1989年之前,承包土地的不安全感并没有成为影响投资的一个因素。
    (2)分论点2:信贷约束弱化可以促进对投入品使用的增加和对农场投资的增加
    (3)分论点3:农场规模是限制投资的重要因素
  4. 论据:数据、模型
  5. 论证:数据论证、事实论证
  6. 继承与发展: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农地规模极小和信贷不足是否妨碍了农场投资和农民住房建设,承袭上一篇的结论,我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下,农地的生产潜能是有限的,而且很容易通过农民劳动力的配置、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得到充分的开发,所以1985年之后农业生产率增速放慢是必然趋势,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也是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温饱问题逐渐解决,自然需要改善生活水平,所以有了越来越多的住房修缮等投入。(研究为什么农业生产性投入放缓,首先要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模式下,农业生产是有天花板的→针对小规模农地而言)

第五篇:中国的家庭责任制改革与杂交水稻的运用(1991.10)

  1. 问题提出:影响中国农业的创新采用决策是如何做出的
  2. 对话对象:
    (1)Griliches认为市场环境中创新决策的采用是一种经济决策
    (2)Barker认为中国政府施用政治压力推进新的农业技术
  3. 中心论点:集体制下农业创新的运用主要基于过去的经验(政府干预),家庭责任制下农民采用新技术的决策更多基于盈利性的考虑,故而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农业新技术的采用率也会有所差别
  4. 论据:数据、模型、杂交水稻技术运用的变迁事实
  5. 论证:数据论证、道理论证、事实论证
  6. 继承与发展:
    这篇文章的风格和第四篇很相似,都在为一些论述提供支持性的论述。

第六篇:中国农业在要素市场交换受到禁止下的技术选择

  1. 问题提出:在土地和劳动等初级要素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技术选择机制是怎样的?
  2. 对话对象:本文没有提出竞争性假说,提出一个对照的理论基础。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认为:经济中要素赋予的相对丰裕程度不同,会导致技术变迁的有效路径不同
  3. 中心论点:当一种要素越来越稀缺时,会提高该要素的边际产品,因此,收入最大化动机会诱使这一经济中的农场决策者去寻求能促进替代日益稀缺要素的技术类型
  4. 论据:1970、1975、1979、1986年中国28个生计时间数列
  5. 论证:道理论证、数据论证
  6. 继承与发展:
    (1)这篇文章半懂半不懂,模型和理论功底的深厚还需要不断学习和努力呀!
    (2)农民的决策不同于企业家的决策。企业家有能力也有动力去搜集详实的数据分析每一种要素的边际收益,进而制定详细的投入产出规划,但是农民农地规模有限,农民对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无比的珍惜,所以他们在缺少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会选择尽可能的投入现存禀赋进行生产,也就是说,只要土地还有增产的潜力,无论是机械还是化肥,农民都愿意大量的投入,知道边际收益为0,这就是黄宗智老师说将的“内卷化”。
    (3)农村是一个整体,农民资源禀赋的分配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村已经有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被分散出去,所以这些也要考虑
    (4)中国的农业发展像工业的发展一样,也大量参照了西方国家农业发展的模式,使用农药化肥,尽量增加农业产量,所以也不能完全说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化肥的使用是农民理性化选择的结果

第七篇:中国农业公共研究资源的分配:一个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的检验

  1. 问题提出:本文的目标是检验在农业分散研究体系下,传统的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是否仍然满足
  2. 对话对象:(1)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2)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
  3. 中心论点: 一个经济中的分散公共研究机构在分配研究资源的时候,也会考虑要素的稀缺
  4. 分论点:以四个假说的形式呈现
    • 假说1:市场交换受到限制的经济中,分散的公共研究机构会将研究资源更多的配置在节约稀缺要素的新技术上
    • 假说2:市场交换受到限制的经济中,分散的公共研究机构会将研究资源更多的配置市场需求较大的作物
    • 假说3:一个地区开发一种给定作物的新品种数量,是该地区将资源分配到研究该作物的品种改良金额的正函数
    • 假说4:一个地区公共研究机构开发的一种作物的新品种可得性,是该地区对该作物市场需求的正函数
  5. 论据:一手调查问卷263份,五五、六五、七五的基金、开支、品种数等
  6. 论证:道理论证、模型检验
  7. 继承与发展:
    (1)连续几篇都是检验假说性质的文章,总的特点是①引言部分,简单引入,罗列现有假说,然后说明本文意图和结论,最后是文章的结构安排②正文部分:回顾理论、回顾历史背景,说明数据来源,构建模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
    (2)连续这几篇风格一致的文章让我读的很难受,我很想说哪些地方不对,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
    (3)我只能说存在正负的相关关系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
    • 假说1:这个模型的关系抽离出来就是随着土地/劳动比例的相对下降,基金/劳动比例相对上升,也就是土地比例相对下降,基金比例相对上升。土地的面积是固定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在农业科研方面投入的基金却在持续增加,所以这并不能说明假说1
    • 假说2:给定物种的基金为该省该作物面积的正函数。首先,一个地区作物的选择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气候原因,和市场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二农业的产值增长是有限的,但是基金持续增长一般都比较大,所以还是相关不一定因果呀
      这篇文章有两个特点①是将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理论应用于中国②将产商理论应用于农业发展。这篇文章还是第六篇和第八篇的综合
      (4)假说3的含义为:投入越多,收益越多;假说4的含义为:一个地区水稻种植面积越大,投入越多。这两条假说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计划体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安排和资源投入也要考虑地区效益最大化,考虑农业产值的增加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第八篇:中国的杂交水稻创新:一个集中计划经济中市场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研究

  1. 问题提出:在一个集中计划经济中,农业技术创新的引致需求是怎样的呢?
  2. 对话对象: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市场中企业的技术创新引致需求
  3. 中心论点:水稻种植面积越大,该地区将资源分配到水稻品种改良研究的资源就越多
  4. 论据:1988年对29个省级农科院的调查问卷,搜集到的科学家人数、资金状况、水稻品种
  5. 论证:数据论证、事实论证
  6. 继承与发展:
    (1) 不赞同:一个地区市场潜力取决于该地区种植作物的面积,因为市场潜力和种植面积是两码事。
    (2) 为什么这篇文章可以发①规范②理论基础③角度新颖以及特定的时期和背景
    (3) 一份数据,五篇文章,投入产出率很棒

第九篇:教育与农业中的创新采用:来自中国杂交水稻的作用

  1. 问题提出:文本要检验在中国的经济中,教育在一个农户决定采用杂交水稻时所起的作用
  2. 对话对象:schultz(1964、1975)、feder、just、zilberman等人提出的一些结论
  3. 中心论点: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农户的教育水平对杂交水稻的采用概率与采用密度具有正效应。作者据此验证国家应该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可以促进农业技术变迁,并提出应该通过土地交易市场的交易来促使土地合并,土地市必须进一步市场化的观点。
  4. 论据:1988~1989年在湖南省对500个农户的调研
  5. 论证:理论论证(构建三个理论模型)、事实论证
  6. 继承与发展:
    (1)此文读完还是有一些疑问:本文所调研的农户文化水平都比较低,中小学水平,中小学水平所教授的课程很多是和农业无关的,所以农户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如何影响力农民采用杂交水稻的选择呢?即对具体的作用机制、作用路径仍然存在疑虑和不理解
    (2)对农户增加教育投入是没有错的,但是在促进土地规模化这个方面,作者在注释中先否定了集体化的道路选择,然后提出要用市场手段解决,并且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

第十篇: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

  1. 问题提出: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爆发?
  2. 对话对象:主要与两种观点对话
  • 对话对象1:(第一个问题)高水平陷阱。该观点认为技术与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更新技术的动力不足
  • 对话对象2:(第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成就的取得得益于社会经济组织制度的优势。作者认为社会经济组织制度的优势是间接性的并非直接性的。
  • 对话对象3:(第二个问题)李约瑟认为科技革命未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维护灌溉系统的需要,不利于商人阶层的发展,
  1. 中心论点:
  2. 分论点:
  • 分论点1:技术发明主要来自经验和实验,科学革命前中国因为人口规模优势取得经验型科技进步的优势,但科学革命后中国未能从经验型科学转向实验型科学从而落后
  • 分论点2:科学革命未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考生缺乏持续的激励,一旦成功便不再醉心于积累科学知识。
  1. 论据:事实、数据
  2. 论证:事实论证、道理论证
  3. 继承与发展:
    (1)特别喜欢作者对高水平陷阱的批驳,这个批驳做的特别完整,让人心服口服。高水平陷阱认为技术与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得更新技术的动力不足。①该观点认为创新能力不足是人地矛盾的结果,作者提出“农业潜力都是技术的函数,技术没有遇到障碍,人低比例失调遇到的均衡陷阱就不会发生”,即只要创新能力保持下去,就不会出现人地矛盾这件事。成功把这个问题变成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孵鸡”的问题②以进为退,寻找反例。作者说,好吧,既然你说一直有人地矛盾,会制约技术进步,那14、15世纪的人比12世纪少吧,那么这个时期为什么也没有出现技术水平的大量进步,反而是人口的不断增长呢③otsuka等人已经证明,资本家考虑最多的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有技术可以代替劳动,资本家是很愿意接受的,并且还列举广东陈启元的“缫丝机”的例子
    (2)分类①对核心观点的解释,作者将科技技术的原因进行分类——经验型和实验性②寻找竞争对手的时候,将现有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理论分类,分成技术需求不足论和技术供给不足论,并指出自己的观点属于一种供给不足假说
    (3)关于对话对象2,作者认为社会经济组织是间接性的影响因素,我认为其是根源性的因素,因为社会经济组织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从而造成其与西方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差异。
    (4)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设置是比单个科举制度更加有说服力的观点。首先社会政治制度设置包括了科举制度,是比科举制度更加宏达的概念;其次,科举考核的科目设置仅仅是四书五经,即使考生成功以后仍醉心于四书五经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太大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转换为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有才之士醉心于四书五经,而不是现代科学和商业的发展呢?那么这些问题就需要从社会政治制度的设置寻找答案了。